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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宝玉的女儿观 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2)

2017-12-11 23:03  责编:admin

  通过在女儿和男人两个世界中体味人生,贾宝玉感悟到:“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把女儿奉为人上之人,与女儿们交好,在女儿身上“留心用意” ,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女清男浊”形成了贾宝玉好女恶男的情感倾向,进而产生了向女背男的行为准则,指导着他的人生选择。也就是说,贾宝玉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厌恶男人的污浊,导致了他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与男人世界的分离趋势。他拒绝接受社会和家庭对白己的设针和规范― 在宗法社会中,遵守社会和家庭对个人的设计和规范是一个男子长大成人的必要条件一一不愿进入男人世界而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他甚至对自己主人男子而感到难堪和遗憾,在女儿面前常常自惭形秽,动辄自贬为“浊物”、“浊玉”、“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对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的逃避态度决定了贾宝玉与他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是紧张的、不可调和的,劝导、谩骂、答挞等外部力量都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走完“于国于家无望”的一生。

  贾宝玉降生在贾家从富贵的峰巅走向没落的途中。在经历了百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以后,贾氏家族已“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进入了它的“末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家长们把宝玉当作“略可望成”的接班人,对他寄予了振兴家族的希望,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材”, 为他指定了一条贵族子弟传统的人生道路:读书、应举、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具体要求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贾宝玉敏锐地感觉到,这恰恰是一条充满男人浊臭的道路,他便尽力逃避以保全自己的真性。他梦想一个“人迹希逢,一吃尘不到”的清净之地,在那里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可见,贾宝玉分离的决心是坚定的,家长们越是想方设法把他向“正路”上规引,他分离的趋势越是强烈。第五回写警幻仙子曾受贾氏宗祖的鬼魂之托,“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使之浪子回头,不料,宝玉不仅没有听从警幻仙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教导,反而“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以至更深地陷入了“情天情海”的“迷津”, “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更加无情地嘲讽并大胆否定既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凡“读书上进的人”,都被他归入“钓名沽誉”的“国贼禄电”之流,骂他们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禄蠹”,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圣贤之书”.生宝玉口里被说成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并做出了“焚书”的壮举。“君子杀身以成仁”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最高道德准则,“文死谏,武死战”则被当作封建社会中大丈夫的两大名节加以鼓吹,而贾宝玉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她那是出于“只顾邀名”和由于“疏谋少略”的胡闹。宝玉无意按照“修齐治平”的封建道德模式塑造自己,在他心里,家族观念较为淡薄,面对他的家族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势,他毫不动心,对积极“补天”的贾探春的改革之举不以为然,反劝她“只管安富尊荣才是”。贾宝玉的种种言行与社会规范、家族期望背道而驰,表现出明显的叛逆精神。

  弗洛姆说:“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分离意味着失去依靠和保护。贾宝玉从男人世界中分离出来后,带着一颗孤寂的灵魂到处流浪、漂泊,成为一个“富贵闲人”。所幸的是,他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在大观园中找到了尚存的一块未被污染的情感圣地,他的灵魂也就找到了精神家园。贾宝玉倾向于女儿世界是他对男人世界深感失望的必然结果。

  二 以真善美理想为底蕴的女儿之情

  贾宝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真善美,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所追求的真善美的内容即是才貌兼备(美)、心灵“清爽”(善),个性自由(真)的人。贾宝玉把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看作真善美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就在他被父亲贾政打得卧床不起之时,面对女孩子们的眼泪,心感女孩子们的柔情、他忘记了疼痛,郑重宣告道:“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叮惜。”他把对女儿之爱和赢得女儿之爱置于“一生事业”之上,甘愿为女儿们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生命中的一切,无红无悔。听了宝玉的宣言,我们也就深深地理解了他只愿在女儿堆中“厮混”,喜欢对女儿“作小服低”、“低身下气”;以及他那“爱红的毛病”等等“怪癖”,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把那说成是贵族公子的劣根性或空虚无聊的表现,那正是他关怀女儿、爱慕女儿达到无以复加境地的一种折射。贾宝玉把“作养脂粉”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对其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他的理想、兴趣爱好、生活乐趣以及喜乐悲优都是以女儿为中心,女儿之情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并成为他生命的最终目的。有脂评为证:“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 … 除闺阁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融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宝玉的女儿之情就显得厚重而深沉、庄严而崇高。在女儿们身上,贾宝玉找到了庄严的人生,美好的人性,只有在女儿世界中,他才能达成他的人生愿望。

  在外人看来,贾家是个“诗礼簪缨之族”,最是“富而好礼”,这个“礼”,便是封建的礼教。礼是从人本身分化出来的异化模式,它反过来统治着人本身。在礼教盛行的社会里,礼似一把尚方宝剑,高悬在人性之上,所谓“非礼勿视,非札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一言一行都为礼教所操纵,人的个体欲望受到礼教的无情压制,人的自然天性淹没在僵化的礼教之中,人成了礼教的傀儡,仅仅是礼的体现者。礼教还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来说,礼教是残酷的,它成了“尊者”、“贵者”残害和压迫“卑者”、“贱者”的堂皇借口和不见血腥的屠刀。贾府象维护祖宗的基业一样维护着礼教的统治,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礼的影响,荣宁府内无处不笼罩着礼教的气氛。元春省亲本应是一出骨肉团聚、暂叙天伦的喜剧,脉脉的温情硬是被“君臣大义”搅成一行行硬咽的泪水;一场场欢快的家宴,一搬出整套的繁文缚节便显得索然无味。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着等级森严、尊卑长幼有序的封建秩序;贾宝玉虽然备受封建家长的宠爱,却也摆脱不了礼教的束缚,贾母对他的溺爱可以说达到了纵容甚至包庇的地步:她纵容他“淘气憨顽”、“有天无日”地胡闹;原谅他种种“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包庇他逃学、不读书、不务正业,但是,这种溺爱不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宝玉的行为可以偏僻乖房,可以顽劣任性,但就是不可以超越“礼”这个度。贾母曾对甄家的四个女管家说过:“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竞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这就证明了,爱是有条件的,而讲礼守礼是无条件的。

  贾宝玉天生“重情不重礼”,在礼教辖制下,他的内心里充斥着个性遭禁锢、意志受扼抑的痛苦。在家族中,他是骄子,是“命根子”,是“小祖宗”,他这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象一条锁链,将他紧紧地拴缚在贾府的高墙深院之内,宛如一只鸟儿被关在金玉笼中,别说想飞出去,就是稍微扑一扑翅膀,也会立即引来更多的羁绊。他曾经满腹牢骚地对柳湘莲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也不由我使。”池想做而愿意做的却不让池做,他不想做而不愿做的又被迫着去做。他去一趟袭人家里,妥偷偷按漠的:去郊外私祭金钏儿,要瞒上瞒下的。池“赖与士大夫诸男人按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又不得不为之;他不愿读书,也是避之不及。富贵荣华并没有给贾宝玉带来精神上的快乐,难怪他要发出富贵“限人”的感慨。在“锦衣玉食”、“饮甘餍肥”的富贵生活中,贾宝玉强烈地感受着身心不自由、意志不自主的烦恼。他恨不能挣脱一切桎梏,发扬正常的人性,他渴望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任情”地活着。显然,贾宝玉的这种生活理想是与现实相抵触的,他的思想被看作“异端”,他的行为被说成大逆不道,连他整个的人都被说成“疯”、“傻”、“痴”、“呆”。同时,就贾宝玉而言,由于缺乏理念的支撑,他的生活理想流于过分的情绪化,使得他在行动上难以有所表现,顶多,只能在生活小事上玩玩小花样,比如摆个“自斟壶”什么的“别致”一下。

  放眼大观园“有情人之天下”,纯洁美好的少女们身受礼教更为深重的压迫,她们更没有自由度和自主权,女儿们的不幸引,泣了贾宝玉的强烈共鸣。他有意把大观园女儿世界营造成一个个性自由、意志自主、平等互爱的理想王国,以买现他的人本主义理想,他明确宣扬“世法平等”、“物不平则鸣”的主张,并首先“从我做起”, 把弘扬个性、尊重人性的自由平等观念融入对女儿的爱慕之中,使得他的女儿之情带有“因情忘其尊卑”的特点。在与女儿们的交往过程中,他既不情逼也不情忌,而是抱着以情换情的态度,能够真心尊重他人的情感和个性,听凭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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